致用轩

　　　　　　　
    阅读的冲动有时会被瞬间的场景激起，07年年初偶尔观看《恰同学少年》，青年毛泽东与众学子在晨曦中背诵《少年中国说》，那种青春的激昂让我忽然想系统的了解一下梁任公。于是在5月份开始边搜集边阅读，至12月份，搜集到了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研究梁任公的著作14本，阅读了其中8本，而作为年度阅读回顾，则很有必要谈一下海外学界梁任公研究的三本深度著作，即张灏先生《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黄克武先生《一种被放弃的选择》与张朋园先生《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诞生之前，海外梁任公研究一直笼罩在“列文森阴影”之下。“列文森阴影”包括两重含义：首先是在研究梁任公方面，列文森在当时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他所提出的问题是研究梁任公甚至中国近代思想所无法回避的；其次，列文森的“西方冲击论”在探讨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过程中，流露出了一种明显的“西方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预设，这种预设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至少造成了心理上的不自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过渡》旗帜鲜明地批判列文森“冲击—回应”模式、甚至试图用“中国中心论”回应“西方冲击论”，则多多少少带有文化捍卫的悲壮色彩。不过个人以为，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本书最大的亮点还是专设一章对梁任公的“新民思想”进行本质阐释，认为梁任公所欲塑造的“新民”相对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公民，更加类似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取向的古希腊公民。显然，这样的结论对于回答象以流质善变而著称的梁任公到底属于自由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一类问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
    当然，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也不是完美到无可挑剔。首先，《过渡》质疑列文森“西方中心论”虽然满足了华人文化捍卫的虚荣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本身也是要被质疑的：在清末已经处于腐化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就算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就真的可以建立中国思想的“中国中心论”？其次，这本书忽略了梁任公启蒙思想中的东学背景。《过渡》截取了梁任公一生中1890—1907这18年的片断，而在这18年中，1898—1907在日本流亡这9年正是梁任公挣脱康长素、形成个性的关键时期，其在日本所见所闻以及阅读被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肯定对于其思想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对于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如何影响了梁任公这一问题，张灏先生采取了回避态度。

    梁任公的《新民说》是笔者高中时代熟读的启蒙书兼励志书，故而阅读黄克武先生以《新民说》为研究底本的《一种被放弃的选择》，自然别有一番亲切。个人以为，《选择》最大的贡献是肯定并阐扬了《新民说》中安静的“调适”思想的价值。胡适曾言“《新民说》可以算是他（梁任公）一生的最大贡献”，因其“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可见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梁氏在《新民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缺点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优点的宣传是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新民说》中所蕴含着的保守和调适的主张没有受到重视。但作者以为，正是《新民说》体现的后一部分的思想是“深具价值而值得作详细的研究。结合史实，不难发现民国初期的乱象，也确实与当时社会风气过于迷信革命有关。
    不过，此书明显的偏激也随着最大贡献相伴而生，即产生了对于革命价值的厌弃，黄先生认为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正是那种“打破一切再重新开始”的转化信念“酝酿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这样的论断诚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追问革命发生的原因，则多是社会不公的长期积聚而导致社会的癌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改良与革命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当社会之厦只是局部破损，修修补补的改良自然是理想的手段；而当大厦破败腐朽不堪、无可挽救之时，修修补补的最终成本肯定大于推倒重建，一如晚清之政府，实在无法改良。所以，革命虽然破坏性大，但也是非常之手段，不可完全厌弃。《动物农场》中的革命虽然因发生异化而导致极权主义出现，但是也无法否定最初革命的正当性。
   
    前两本书侧重于梁任公的思想研究，而０７年大陆最新出版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则侧重描绘民国乱局中的梁任公政治实践。从阅读的角度看，这本书最大的弱点是“不能够让人一读就读出文字中的美妙来”，很多人第一次读过后都会发出类似感叹：“平淡无奇，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君莫笑，此非变相吹捧，在这个快餐式的一次性阅读时代，很少书有被主人“二次宠幸”的机会，如果不能让人一读就读出妙处，那么妙处就会被埋没，最终为社会造成资源浪费。这本书的优点是时间截取非常恰当，截取了梁任公陪伴民国的１８年生涯，客观讲这１８年是梁任公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样的截取显然比张灏先生1890—1907这１８年自然顺畅的多。而张朋园先生又将这１８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至1918年，这七年梁启超主要的精力在于从政，施展其“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政治抱负，但是从政却没有他写文章那么顺畅，政治构思屡屡受挫；第二个阶段则是191８年之后至1929年梁启超逝世，梁氏面对无奈的政治现实，决意在有生之年着手教育，培养“新民”基础；这样的切割拿捏的也是比较准确的，鲜活地凸现了梁任公活动轨迹。当然，时间切割只是取得了布局的成功，本书之所以得享大名，还在于以梁任公为焦点，牵扯出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勾心斗角、互相角逐的大画面，让你在看热闹的过程中体味民主政治的困境。所以，萧公权老先生也对此书点头赞许，誉为“民初政治之别史”。

    梁任公天资聪颖、精力过人，加之兴趣广泛、嗜书如命，故在政治、文学、国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均有建树，是近代极少数百科全书式智者之一。如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者很难系统的勾勒出梁任公思想的全貌。故而海外梁任公研究，多采用现实的路径，即“断章阐义”，截取梁任公轨迹的片断然后结合自身知识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上述三书均是如此。“断章阐义”固然有利于研究者深入阐释梁任公思想，但是只有对梁氏的一生思想作完整的研究，才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个真实的梁启超。笔者盼望，随着各学科“断章阐义”的积累，一部可以涵盖梁氏一生思想各个方面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